谈及对簿公堂，必要先了解其流程和参与者。
在宋朝的时候，对簿公堂出现的场景其实并不多，我们都看过包青天系列剧，看着铁面无私的包拯每日不停的审断各种案件，这便是文学的夸张，其目的主要为塑造包拯的形象，使其更加的立体。
宋朝无论是骨子还是皮表都是传统的儒，儒皮儒骨，而儒家的思想中提倡无讼。
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”这便是儒家广泛化治理天下的理想状态，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全国上下人人讲信用、和善共处，不出现任何的矛盾纠纷。
因此，当社会中出现了需要对簿公堂的矛盾纠纷时，恰说明当地的官府、教谕再治理当地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，那么反馈到中央统治者或者整个统治阶级眼中，便是当地的官府、教谕都存在学术不精的问题，应当予以一定的训诫。
所以在这一时期，衡量地方官府治理能力好不好的标准，不是如电视剧中的包拯那般，每日审断多少案件，而是一起纠纷都没有。
真要是天天打几场官司，那包拯早就被撤职流放了。
你得把地方管理的多么糟糕，才会天天都有刁民之间龃龉丛生，苟且不断？
“圣人不以听讼为难，而已无讼为贵。”这是朱熹在基于当时宋朝背景下说出的总结语，足说明大宋对于矛盾纠纷的一种处理态度。
地方也好、中央精神也罢，在面对民间的矛盾纠纷，希望的不是通过诉讼和对簿公堂来处理，而是希望在过堂之前就通过调解甚至是官府、民间一些有威望的人来化解掉。
这也是为什么骆永胜的骗局败露之后，曹德贵等人还三番五次的去寻侯三，希望后者可以出面，在这件事中，双方尽量寻求一个较为平和的方式来处理掉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没人想见官。
从这一角度来出发，骆永胜这个外来者，是破坏了此时社会普遍遵守的一种规则。
他在曹德贵等人的眼中，就是一个不按照常理行事的粗鄙之人，无形中也暴露了他的身份，那便是不像他装出来的那般，家世显赫。
既然是追求无讼，说明还是有讼的，有讼，便自然会有讼师这一职业。
一个被宋朝士大夫阶级所深恶痛绝的职业。
社会的认可度甚至不如乞丐流民。
只有等到神宗年之后，宋朝沿海地区的商贸行为开始迅速繁荣起来，商业领域开始滋生越来越多的丑陋，使得诉讼行为密集丛生，讼棍这一职业才逐渐为人所接受，但也如夜壶一般。
用时去寻，用罢还要唾弃一口。
而且讼师多只承担商业行为中的官司，绝不插手涉及人伦道德类案件，这是当时宋朝社会思想绝不可能接受和允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