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革开放进程至今还没几年，股份制改革也才刚刚推开不久，目前顶多只能算是试验阶段。
有的国企和地方企业虽然已经实行了股份制改革，逐渐转变思路方法，希望借助民间资本、外来资本的力量来把原本犹如死水一般的经济搞活。但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惯性下，目前尚未显露明显的成效，这些企业依旧没有摆脱计划紧急模式下的行政隶属关系，甚至变得更为混乱，形势更加严峻。
这种初步合资的企业，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不是按照规定程序产生，上至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各部门一把手等高级管理人员，下至各种技术人员，仍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免，“去行政化”的目的并没有达到。
与此同时，有的大型国企和一定规模的地方企业，甚至保留了改组前的党政班子，并将之并入董事会，以两套班子并存的形势，牢牢控制着新出炉的合资企业的各项决策权。
股份制改革推开的初期，对于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家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天坑。
如果政府指派的人员光是占着茅坑不拉屎，那还简单。
关键是一座庙里供着的大佛太多，香火不够分，干活的人数还没领导的人数多。
一个部门里，九个官身一个打杂的，把各个部门都搞得乌烟瘴气，办公室政治氛围浓重得叫人难以忍受。
有的企业改组为股份制后，仍需与地方财政部门签订承包经营合同，产权并未进行明确的“确权”行为。
也就是说，民营企业家入股了地方企业、甚至占了地方企业股份的大头，仍然不能‘当家做主’，无法插手企业的日常营运。这放在后世是不可思议的，但在这个时代却显得相当常见。
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
企业是亏了，但有人官帽子升了、荷包鼓了，里边的甜头让他们舍不得放手。
这种股份制改革后形成的特殊产物，在行政上依旧是政府部门的直属企业，在财务上的隶属关系归于当地财政部门，企业家作为董事长，一不能插手财务、二不能插手人手的升、降职，在企业里几乎成为吉祥物一般。
“那你找当地的大领导疏通疏通关系呗。”陆坤出了个馊主意。
现在不都讲究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嘛？各种歪门邪道都可以试一试，成与不成的，也没什么关系，社会的容错度，还是相对较宽的。
“找过好几次，没用啊。”李尔福急得拍了拍手掌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道，“白瞎了我送了那么多回好东西。”
“那他们给你什么说法了没？”陆坤继续问道。
李尔福唉声叹气道，“说法倒是给了，但解决的办法却连屁都没放一个，每次都搪塞我，各种推诿。”
说完，李尔福还掐了掐嗓子，学着领导身边的大秘的话，“股份制改革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构成中，少不了主管部门的指引，进一步规范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资产重组，给予指导意见，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权利与义务”